最高人民法院将王书金案发回重审，经历了7年的煎熬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终于将王书金案发回重审，因为王书金涉及的一案两凶成为司法界的标志性案件，必须查出真凶。

最高人民法院将王书金案发回重审

“死刑裁定不核准。”

七年后，王书金案终于迎来了新进展，最高法不核准对其死刑裁定，发回河北省邯郸市中院重审。

河北广平县人王书金于2005年1月被抓获，他向警方供述曾强奸多人，并杀死四人，其中一起发生于1994年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。而警方发现，这起位于石家庄西郊的案子，早在十年前就已被“侦破”，“凶手”聂树斌已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。

“一案两凶”的局面至此形成，并引发轩然大波。王书金案经历了漫长的一审、二审，法院始终不认可石家庄西郊的案子玉米地的案子系他所为。2013年二审结束后，该案进入最高院的死刑复核程序。直至2020年11月9日，最高法做出裁定，不核准死刑，发回重审。

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最高法的裁定来的很突然，之前并未收到任何消息。接下来，他会前往邯郸中院以及王书金所在的邯郸磁县看守所，了解相关情况，并进入重审的法律程序。

王书金在等待死刑复核中，度过了七年时间。2005年，朱爱民第一次会见王书金时，问及他对该案最终结果的预判时，他脱口而出：“死定了”。2019年8月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通过朱爱民代为采访王书金，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没变：“肯定活不了，早一天晚一天的事。”

是否为聂树斌案真凶仍无定论

最高法在裁定中指出，此前邯郸中院、河北高院不予认定的王书金涉嫌实施强奸、杀害被害人张某乙的犯罪事实出现了新证据，需要对该起犯罪进行重新审理和判决。
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了解，2005年1月，王书金向警方供认，自己强奸多人，杀死四人，分别是刘某某、张某芳、张某芬、康某某，另有对贾某某强奸杀害未遂。在邯郸中院的一审判决和河北高院的二审裁定中，都只认定王书金强奸并杀害刘某某、张某芳以及强奸被害人贾某某后杀害未遂，并判处其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未被法院认定的两起案件，分别是张某芬案和康某某案。康某某即聂案王案“一案两凶”的受害人，一审法庭上，邯郸检方未将该案纳入起诉范围。庭审中，王书金始终咬定自己是康某某案的真凶，并抛出多个作案细节。检方则力证王书金并非该案真凶。一审判决后，王书金上诉，理由就是检方未起诉他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奸杀案。河北高院驳回其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此次最高法在裁定中所指出的张某乙案件，与康某某案无关，是未被认定的另一起案件，即张某芬案。当时，法院认为该案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不予认定。

邯郸中院当时指出，检方虽然提供了王书金供述及辨认现场笔录、现场勘查资料、尸检报告、物证检验报告及证人王某某证言和辨认笔录等证据，但是当庭所举证据中，公安部物证检验未检测出所挖尸骨的DNA序列，缺乏认定尸骨身份的客观证据。另外，尸体检验报告亦未能确定所挖掘尸骨的身长、性别、死亡及掩埋时间，因此虽然在王书金的指领下挖出了尸骨，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该尸骨身份就是张某芬。

11月9日晚，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最高法在裁定中指出，有关张某芬案出现了新证据。但自王书金案进入死刑复核程序之后，多年来，针对张某芬案，他并未向最高法提供过任何新的证据。因此，接下来他将前往邯郸中院，与相关法官对接，就“新的证据是从什么渠道来的、最高法如何获取”等问题做进一步了解。

等待靴子落地

王书金始终想不通的是，自己供述了康某某的案子（聂树斌案受害者），法院为什么不认呢？

这起案子显然是复杂的。2015年4月，山东高院异地复查聂树斌案，在复查程序中，进行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尝试——听证会，听取申诉人以及代理律师、原办案单位的意见。同时，还委托第三方邀请了知名专家学者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民法院监督员、群众代表等15人参加。

11个小时的听证会之后，山东高院向15人发放问卷，设计了三个选项：1，认为聂树斌是本案真凶；2，认为王书金是本案真凶；3，既不能确定是聂树斌作案，也不能确定是王书金作案。

当时，问卷结果并未公开。据了解，15人的选择并非一边倒。5名法学专家都认为现有证据不充分，选择了第三个选项。另外10人中，4人认为聂树斌是真凶，2人认为王书金是真凶，还有4人选择了第三个选项。也就是说，有11个人不能确定是聂树斌作案，有13人不能确定是王书金作案。

这些年来，王书金始终坚称自己是康某某案的真凶。有人说，因为他的坚持，聂案才得以被人关注并最终平反。2016年12月，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就此案进行公开宣判，认为聂树斌案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。

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就表示，恨他但也谢谢他，“要不是王书金的出现,我儿子的案子不会有今天。但是他当年不犯事,我儿子也不会死。”也有人质疑，王书金是为了多活几年，毕竟，聂案一日不平反，此事就无法了结，他自然不会死。

朱爱民眼中，王书金等待死刑复核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他的头顶悬着一把随时会掉下来的利剑，知道自己会死，但不知道死期是何时。几年前情绪最低谷时，王书金跟朱爱民说，这是自己过得最后一个春节了。2016年底聂案平反，王书金再次觉得自己恐怕快死了。他有时觉得恐惧的滋味太难熬，告诉朱爱民，还不如早点咔嚓就完事了。

朱爱民曾两次致信最高法，申请重审王书金案，但都没有得到回复。在看不到结果的等待中，王书金长胖了一些，心态也平稳了不少。朱爱民甚至在一次会见时与他开玩笑，“你在15年就说是自己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，现在是哪一年了？”王书金笑笑，并不说话。一年前，他通过朱爱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当下，自己正常吃饭、正常睡觉，啥都不想。

疫情以来，因看守所管理严格，朱爱民还未见过他。此次最高法将案件发回邯郸中院重审，靴子虽未落地，但终于又有了消息。朱爱民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接下来，他将申请会见王书金。重审中，无论是他还是王书金，都会重提康某某案，这是必然绕不过去的。

“聂树斌、王书金，一案两凶，在司法界已成为标志性的案件，影响极大。究竟是谁做的？总该给社会、法律一个交代。”朱爱民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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